“事實上，我國宏觀經濟運行長期受總需求不足問題困擾，內需不足是表觀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國在中高端產品和服務領域存在許多供給抑制政策，導致供給能力增長受限，進而使得本就存在的有支付能力的龐大有效需求得不到充分釋放。”5月6日，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在2023清華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表示。
在黃奇帆看來，要通過有效擴大中高收入人群的消費，逐步帶動就業，以就業帶動更多就業，進而增加其他人群的收入，推動經濟大循環逐步進入供需動態適配的新水平。比如，汽車消費需求、改善性住房消費需求以及個性化高品質的醫療、健康、教育服務等等，這些領域之所以沒有發展起來，主要原因是存在大量供給抑制政策，應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釋放這些有效需求，以新的改革紅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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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強調，恢復和擴大需求是當前經濟持續回升向好的關鍵所在。要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改善消費環境，促進文化旅游等服務消費。要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強化就業優先導向，擴大高校畢業生就業渠道，穩定農民工等重點群體就業。
在當日舉行的論壇上，多位專家就如何正確分析當前中國經濟形勢、如何恢復和擴大需求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討。
如何看新階段經濟形勢？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一季度我國GDP同比增長4.5%，比上年四季度環比增長2.2%，超出市場預期。但同時，3月CPI同比上漲0.7%，環比下降0.3%，引發需求不足的擔憂。
“我認為中國經濟復蘇到了一個新階段，但市場對于新階段的分歧很大，原因是一季度數據出現了一系列的沖突，這些沖突性的數據導致我們得出了不同的結論，這恰恰印證了經濟復蘇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表示，并解釋稱，這個新階段是我們以往沒有面臨過的，需要重新進行思考其運行邏輯，并針對性做相應的調整。
劉元春舉例稱，物價下行是因為需求恢復很快，但是供給恢復得更快，需求沒有跑過供給，供給、需求不同步復蘇，不能解釋為蕭條。“因此宏觀分析不僅僅要關注‘三駕馬車’，更要關注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匹配，更為深層的是要關注經濟主體資產負債表的修復，以及修復過程中行為的調整和變異。”
“因此，我們的政策也要根據新邏輯來進行分析。新階段，有新特征、新邏輯，更需要新政策。”劉元春強調。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認為，在經濟周期復蘇的較早期，企業信心還沒有完全恢復，仍然在觀察消費是否起來，是否能持續，因此會出現需求偏弱的情況，這些并不奇怪，“同時去年四季度基數很低，市場的期待也比較高。”
在長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伍戈看來，應該更加全面地分析經濟數據，不僅要看同比，也要看環比，綜合地來看，“從其他國家來看，社會環境恢復到正常狀態后，經濟一般都是在一季度內增長較快，后續經濟內生動力的修復還需要政策的呵護。”
而在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看來，中國經濟處在一個增長的新周期，一方面從技術長周期看，過去5、6年，我國新技術不斷涌現，當前在很多新技術領域占據了先機，比如AI領域、新能源領域等；另一方面，從自身經濟周期看，改革開放以來，大體為每10年一個周期，80年代高增長、90年代調整，20世紀頭10年超高增長、過去10年調整，“如果這個周期是成立的話，當前應該是一個新的增長周期。”
如何恢復和擴大需求？
恢復和擴大需求是當前經濟持續回升向好的關鍵所在，在多位專家看來，短期來看恢復需求的關鍵是消費，中長期來看則需要改革。
京東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認為，消費是今年中國經濟的關鍵，一季度零售大幅表面上看反彈，但主要是餐飲、出行行業，而主要的零售產品，比如汽車、家電等仍然是負增長。“短時間內可以促消費的措施，可以對低收入人群發放現金和消費券，對一些大規模雇傭勞動力且積極合規繳納社保的企業可以進一步降低社保、公積金費率，進而鼓勵企業增加員工。”
“今年投資起來應當相對困難，一季度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下降21.4%，很難想象一個企業會在利潤不行的情況下會擴大再生產，去投資。”沈建光表示。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也認為，當前中國經濟最核心的問題是保增長、穩增長，短期來看，需要適當維護消費者信心，“上海有個做法比較好，全國可以推廣，在支付環節補貼消費者，即不管消費者是買什么，通過調研發現補貼1元，可以促進消費4元，當然這不是長期的。”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田軒表示，經濟恢復短期靠消費，長期靠技術創新，自始至終貫穿當中的一個重要的抓手是民營經濟。“民營企業家信心不足，需要穩定他們的預期，很重要的是要處理好市場和政府的關系，這也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問題。”
野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陸挺表示，本輪經濟復蘇和此前的經濟復蘇在居民消費方面有差別，脈沖效應很難持久，“當前經濟復蘇的瓶頸不在于貨幣財政政策是否足夠寬松，而是在于是否能通過一系列的結構性政策，再次鼓起民間的信心，激發起民間的積極性，讓市場在土地資金等要素配置中發揮更為關鍵的作用。”
“擴大內需，我感覺我們需要在一些政策點上有一些新思考，而不是拘泥于傳統消費政策，我們一定要真正調研清楚居民消費的熱點。”劉元春也認為，比如保障性住房說了多年，是否可以通過保障性住房促進市民化速度提升，同時釋放農民工市民化過程的消費紅利；比如我們要發揮超大市場經濟體的作用，來破解一些國家形成的“小院高墻”戰略布局。
“在新階段，國際、國內環境對于我們在政策上的拿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們在思路上有更為開闊的視野。”劉元春表示。
